- 蝶坪（小辉）House of Fleeting Encounters
- 旧火故事Tales of Ancient Fires
- 失忆性贝毒，打孔卡与蒸汽船Amnesic Shellfish Poisoning, Punched cards, and Steambo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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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从2亿年前的海底开始想象这个故事，硅藻从三叠纪晚期或侏罗纪早期开始了它们的演化，那时地球上的海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氧气水平的大幅上升，为硅藻的繁盛创造了条件。其中，1994年后才被人类命名的拟菱形藻属（Pseudo-nitzschia Peragallo），也在这漫长时间段落的某一刻，出现在这颗星球上。它们在古海洋中漂浮着，死亡后便缓缓落下，落在熔岩冷却后形成的玄武岩上，一层又一层。与其他浮游生物的遗骸一起，部分藻体沉积在海底，而后在复杂的地质过程中，有些残骸经过高温与高压，缓慢地分解转化为烃类化合物，形成石油与天然气，累积在海底下的沉积岩层中。
生长，漂浮，死亡，累积，在亿万年的时间跨度中不断的发生着，期间人类登场，但仍在长久的岁月中对此毫无所知，毕竟有关硅藻的发现与研究历史，要等到十九世纪，伴随着显微镜与远洋考察的发展才会开始。而其中拟菱形藻属，在1987年之前都并未引起关注：那年深秋，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上发生了一次藻华期间的群体性中毒事件，超过100人在食用贻贝后出现了意识混乱，记忆丧失，甚至是癫痫的症状。从中毒者食用的贻贝中检测出拟菱形藻代谢出的神经毒素——软骨藻酸（domoic acid ）之前，从未有过硅藻使人类中毒的记录。你猜测，是否彼时人们只视其为一种食物中毒式的偶发事件，而不会是任何行星危机序曲的复调音节，才会将这种导致记忆功能受损的毒素直接称作失忆性贝毒呢（amnesic shellfish poisoning，ASP）？
在此后诸多关于拟菱形藻的研究中，都会援引1987年中毒事件作为第一起有记录的ASP案例，不过，在它发生的二十六年前，另有一个由失忆性贝毒引发、且后续更为人知的故事。 1961 年 8 月 18 日，加州《圣克鲁斯前哨报》（Santa Cruz Sentinel）称，数千只“疯狂的海鸟猛烈撞击加州北蒙特利湾的海岸”，“黑漆漆的海鸥刚刚吃饱”，在街上横冲直撞，并呕出鳀鱼。记录中发狂的海鸟，是在夏季和初秋时节从西南太平洋的繁殖地前往东北太平洋（包括加利福尼亚洋流）富饶水域觅食的灰鹱 （Puffinus griseus），而那个夏夜凌晨它们冲撞“入侵”的海滨，刚好就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一处住所的附近。在读到这篇报道后，希区柯克致电报社并索要了当天报纸的副本，就在那之后不到两年，他讲述鸟类攻击小镇的电影《群鸟》（1963）首映。在影片的中后段，鸟类学爱好者邦迪太太说：
“自从始祖鸟出现以来，鸟类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一亿四千万年。它们等待了这么久，现在才开始对人类发动一场——一场战争，这难道不奇怪吗？”
的确奇怪，虽然影片中也有对白断定：“鸟类不是攻击性动物，它们给世界带来美丽。相反，是人类硬要让生命在这个星球上难以生存”，但在拍摄的六零年代，灰鹱鸟群如此反常的原因仍是未知的。要等到2011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海洋学教授西贝尔·巴尔古（Sibel Bargu）等人检测了1961年保留下來的食草性浮游动物样本，谜团才被解开。那些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样本，留有当时从蒙特利湾水域中收集的浮游动物，它们摄食硅藻为生、自身又会被海龟、部分鱼类和鸟类捕猎，巴尔古等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些浮游动物的肠道内容物中，79%的硅藻是会产生失忆性贝毒的拟菱形藻属。因此正是这类藻华期间的毒素，沿着食物链富集积累，才导致了在该水域觅食的迁徙鸟群中毒，意识混乱、迷失方向，最终启发了电影《群鸟》的创作。
1961年7月至8月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湾收集到的浮游动物肠道内容物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
资料来源：Sibel Bargu et al., “Mystery behind Hitchcock’s Birds,” Nature Geoscience 5 (December 22, 2011): 2–3, https://doi.org/10.1038/ngeo1360.
因此留在影史中的拟菱形藻，在巴尔古的扫描电子显微镜下，层层交错重叠，每节细胞碎片上都有一列颇明显的、作为识别特征的船骨点（fibulae），竟使得它们看上去很像是一段段有着单排链轮孔（sprocket hole）的电影胶片，只是在比例尺 =1 微米的尺度下，“成像面积”显得略短了一些。
若进一步缩小观察范围，对这些微小“胶片”进行更微观尺度下的观测，则会看到一排排几近规整的孔纹（poroids）。允许物质在硅藻细胞内外进行交换的孔洞，在二氧化硅构成的细胞壁上分区列阵，又令拟菱形藻的结构状似一片超微尺寸的打孔卡（punch card）。
透射电镜下的拟菱形藻
资料来源：Vladyslava Hostyeva, “Pseudo-Nitzschia H.Perag. In H.Perag. & Perag. | Nordic Microalgae,” nordicmicroalgae.org, accessed January 7, 2024, http://nordicmicroalgae.org/taxon/pseudo-nitzschia.
打孔卡？哪一种呢？
最初始版本的打孔卡于19世纪伊始被发明出来，用以操控雅卡尔织布机（Jacquard loom）的运行：布匹花样经线与纬线的顺序被作为信息抽象成卡片上的孔洞，在每一次重复的编织中，孔洞的排布触发相应的勾线顺序，来自动选择每行图案所需的线。而后在1830年代，打孔卡被英国数学家、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改良，向他构想出的计算引擎——后来被称作是现代计算机前身的分析机（Analytical Engine）——输入数据和指令。萨迪·普兰特（Sadie Plant）在《未来将临：纺织女性与控制论》（“The Future Looms: Weaving Women and Cybernetics”）中评价巴贝奇对打孔卡系统的完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模拟记忆”，而“打孔卡使记忆成为可能，因此 ‘分析引擎将拥有自己的图书馆’”。从那时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种样式的、包括穿孔磁带在内(punch tape)的打孔卡，一直被用来储存并向机器输入信息。总之，无论是电影胶片还是打孔卡，都是存储信息/记忆的媒介。亦即，可能使人类失去记忆、意识混乱的拟菱形藻，它的微观结构却形似的是，辅助人类进行记忆外置储存的技术媒介。
分析机所用的打孔卡
资料来源：“Operation Punch Cards for Analytical Engine | Science Museum Group Collection,” collection.sciencemuseumgroup.org.uk, n.d., https://collection.sciencemuseumgroup.org.uk/objects/co8097142/operation-punch-cards-for-analytical-engine-cards.
释放出失忆性贝毒的孔状结构
资料来源：Vladyslava Hostyeva, “Pseudo-Nitzschia Pungens (Grunow Ex P.T. Cleve) Hasle, 1993 | Nordic Microalgae,” Nordicmicroalgae.org, 2019, http://nordicmicroalgae.org/taxon/Pseudo-nitzschia%20pungens?media_id=Pseudo-nitzschia%20pungens_2.jpg.
排布相近的孔洞，因跨越尺度的形似而或可互为本体与喻体，但却关乎恰好是顺逆相悖的两种过程：对于雅卡尔织布机来说，打孔卡片所做的是将介质（卡片）上缺失的空无，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织物花纹；而拟菱形藻硅质壳上的孔洞——正好相反，是代谢出虽然极其微小，但确乎存在于这个世上、拥有实质的神经毒素分子，能使人脑中抽象无形的记忆消弭无踪。
这形式与功能上的巧合，令你心底盘桓着一个并不期待任何回答的问题：若这些会代谢出失忆性贝毒的拟菱形藻，确乎是一种超微打孔卡，而其护持着的，是至少来自侏罗纪时期、跨越时间之海的“瓶中信”，那么若此刻有一个极小极小的雅卡尔织布机在手，它们会编织出怎样的图景？
但在将这“瓶中信”拾取起来、抛向更遥远未来之前，你须得先再度回返往昔。
比如，那是在1840年的九月，查尔斯·巴贝奇受邀参加在都灵举行的意大利科学家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分析机的讲座，当时分析机还没有完工，也永远没能完工，但他对其设计和原理做了详尽的阐释。一位名叫路易吉·梅纳布雷亚（Luigi Menabrea）的意大利数学家，为巴贝奇的都灵演讲进行了记录并撰写论文，他在文章中展示了数个图表，显示分析机在执行计算和找到代数方程的数值解时将经过的步骤：机器上的可移动针脚会"读取 "打孔卡上的孔洞， 而这些孔洞则为关于该对哪些符号进行哪些操作之信息进行"编码"。两年后的1842年十月，梅纳布雷亚将此文以法语发表在瑞士刊物《日内瓦世界图书馆》（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de Genève上。
分析机的试制部分
资料来源：“Babbage’s Analytical Engine, 1834-1871. (Trial Model) | Science Museum Group Collection,” collection.sciencemuseumgroup.org.uk, n.d., https://collection.sciencemuseumgroup.org.uk/objects/co62245/babbages-analytical-engine-1834-1871-trial-model-analytical-engine-mill.
没过多久，巴贝奇的伙伴，数学家爱达·洛夫莱斯 (Ada Lovelace)便将这次演讲的笔记从法语翻译成英文，并在注释中附上了自己关于分析机的思考。这些注释一共有七篇，按从A到G的顺序编号，共约2万字，几乎是译文本身的三倍。巴贝奇在自传中曾忆起爱达主动翻译好了梅纳布雷亚的论文，便询问她为何不写一篇自己的原创论文？对此，爱达回答说，“这个想法从未在自己的脑海中出现过。”从未想过，这很正常，彼时极罕有女性撰写的原创科学论文——就像她们也不能获得学位、不被鼓励进行艰深的数学研究（“那需要的巨大精神张力超出了女性的体力”）一样，但确有女性编写男人作品的翻译与摘要的先例：比如对爱达来说亦师亦友的科学家玛丽·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就曾在她翻译的《天体力学》（Mechanism of the Heavens）中加入了完整的数学解释和图表，使其比原著更容易被英语读者理解。
于是爱达也将自己的洞见都写在了注释里，就在她的笔下、在现代计算机被发明出来的百余年之前，诞生了这个星球上的第一段程序。在她的书写中，可以找到许多现代计算理念的最原始版本——循环(loop)、if-then语句、硬件与软件的分离，以及最为激进的通用计算概念，即，这台机器超越了解决数值方程的能力，能够处理任何类型的信息。你看到在注释A中，她最常被援引的主张之一是：
“假如和声学和音乐作曲中音高的基本关系能够进行这种表达和适应，那么分析机可以创作出任何复杂度、任何规模的，精细而富有科学性的音乐作品。
如此洞见，无论是在艾伦·图灵（Alan Turing）写下“洛夫莱斯夫人的异议”（Lady Lovelace’s Objection）的1950年，还是在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声称通用型人工智能的到来已指日可待（reasonably close-ish future）的2024年，都令人感喟，爱达也掷出了一封穿梭时间的瓶中信吗？
也许那更像是一颗超越它所在时代的时空胶囊，连同更早年的《科学怪人》：“一个生物的组成部分或被制造出来，聚合在一起，被赋予生命的温度”，玛丽与爱达，她们都预料到某种坚固边界的消融，“ 何以为人的观念框架将出现巨大改变”。
直到今天，这两颗胶囊都没有被完全吸收殆尽，原是时效逼近两百年（或能更久吗？）的缓释药剂，要到未来故事的终章才能清楚究竟是毒药（poison）还是解药（remedy）——全看这漫长时间中的剂量、使用方法和场境。
好比爱达称自己的实践是诗意的科学。
科学，显然被充分理解并推进了，但诗的部分在哪里？
较少提及。
就像在人工智能的历史中、在计算机科学的历史中、甚至是认知科学的历史中，都被无数次讲述过的，关于计算引擎的发明故事，也鲜少有人着墨于其与殖民扩张历史的隐形纠葛。
虽然爱达是凭空写作（分析机彼时并不存在），但计算引擎仍自有其物质基础。
计算引擎发明故事时空背景，是十九世纪处于扩张主义与殖民主义鼎盛时期的英国，而巴贝奇用以制造差分机的经费来源，最初正来自当时英国政府的军事研究与开发拨款。尽管差分机也可以用于其他场景，但为了寻求支持，巴贝奇更着重强调了其在制作航海表上的重要作用。彼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天文和数学表格存在诸多错误，对于正持续进行殖民扩张的航海国家来说，投资制作差分机的理由非常充分：充满错误的航海表不断导致船只失事，只需拯救几艘船就足以证明该项目经费的合理性。 史密森尼学会的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后来详细阐述了差分机可能制作的数表意义：“...最首要的是天文学的表格，它们的多重性和复杂性难以一言蔽之，其在相关的导航技术中的重要性也难以估量。数以万计的船只在海上的安全、海岸测量的准确性、灯塔的精确位置、从岬角到岬角的所有海岸线的轨迹、中海岛屿的经纬坐标、洋流的方向和速度、风的方向和速度、山的方位和距离，简而言之，现代国际商贸的主要元素，都取决于航海表格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而英国皇家海军对巴贝奇提供的资金支持，一方面如此出于对准确无错的天文表的需要，来确保精准地绘制位置，使战舰的导航更加准确、使航线推进地更加遥远，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计算引擎或可制备出更完善弹道表的军事价值。
多年后，因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明想法，而决定放弃未能付诸实用的差分机时，巴贝奇曾试图再次向英政府寻求资金支持，以实现分析机的构想。在詹姆斯·艾辛格 (James Essinger) 为爱达撰写的传记中，描述了巴贝奇与时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之间并不成功的会面：“毫无疑问，皮尔已经被明确地告知，差分机业已吞噬了相当于两艘护卫舰的资金，而差分机，作为一艘“技术之船”，发明者本人已决定了它将永不启航的命运。”
隐喻令难以想象的技术变得可被理解，而以”护卫舰”作为计量单位来衡量政府拨给差分机的研究经费是如此自然——再一次，因为这是19世纪的英国，它的战舰已经并正在开往这世界上的诸多地方。
你想或许将计算引擎这奇迹般的发明果实剖开，顺着茎秆再一路剖挖下去，会看到那有关远见与想象的根系——它们所指向的物质基础与创造动因——和殖民扩张的历史土壤盘绕纠缠在一起，无法被浊泾清渭地分开。
但与永不启航的“技术之船”差分机不同的是，在巴贝奇发表都灵演讲的同一年（1840年），一艘真正的“技术之船”离开了朴次茅斯的港口，装载着约145吨的煤炭，开始了它足够遥远的航行，并在1841年的一月，于珠江三角洲加入了它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首场战役。
它是被派遣到鸦片战争战场上的复仇女神号（Nemesis ）。
复仇女神号
复仇女神号是一艘很特殊的船，它是世界上第一艘驶入南半球、绕过好望角、到达东亚海域的铁壳蒸汽船，也是第一艘参与到殖民侵略中的蒸汽动力铁壳炮舰。据观察，“即便是航海时代最顶尖的海军将领，如德雷克（Francis Drake）、德·鲁伊特（Michiel de Ruyter）和纳尔逊（Horatio Nelson），无论他们拥有怎样的战术与经验，都无法对抗一艘蒸汽战舰”。在1844年关于复仇女神号的报告中，开篇有如此论断:“（发动战争）被视为一次测试铁制蒸汽船性能优缺点的绝佳机会。迄今为止，中国沿海地区有诸多河流尚未被探勘与测绘，那将是完美的测试场地。成功的话，铁制蒸汽船在印度区域及其他领地的河道与沿岸地带的实用性也将得到验证”帝国军队与制铁行业想要在战争中测试新技术，由蒸汽引擎驱动着的兰开夏纺织业想要市场，煤、铁与蒸汽——构成复仇女神号的内在物质（技术）决定了它的航线。在那疯狂消耗着化学燃料的技术物面前，另一片大陆上所有的河川被剥离了任何其他可能性、复杂性与多重意涵，仅仅被极端简化为单一的“完美测试场地”。
同时，在复仇女神号加入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瞬间，它的航线不仅仅划割在了珠江水上，更划割开两个时代：它象征着此后化石燃料将成为军事力量投射的核心，而在其后十九世纪的剩余时间里，欧洲在亚洲与非洲等地进行的殖民侵略，“大都是这个主题的变体”。持续被碳密集型技术加强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机器，令其他任何可能的现代性变体被“压制、吸收并融入到如今的一个单一而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之中”。
“有什么比用铁制造又需要漂浮的船更不直观，或更不自然的呢？这种材料是如此沉重，会沉没。它没有桨。没有帆。不需要风。由一种魔法驱动。污秽发臭的的黑魔法”——不需要风的、承载着数百吨化石燃料的铁甲战舰，的确是一种过于直白的隐喻：技术便是坚硬的铁壳与准确的数表，使它得以跨海越洋，而包裹在其内部熊熊燃烧的化石燃料内核则是一种视角（那黑魔法或延续至今，彼时是煤，而今是石油）——被加速着席卷全球并直到今天都极度排他的机械政治视角：地球是仅仅被当做由惰性元素组成的巨大机器，部分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以及更广义的自然都只是被抹去声音的资源与仅供使用的景观。
被期冀着可以制作出更精确数表的计算引擎，最终没有在十九世纪被制造出来，但这“技术之舟”的启航版本倒可以在科幻小说《差分机》(1990)中得以窥见：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 和布鲁斯·斯特林 (Bruce Sterling)将推想的前提设置为：假如巴贝奇于维多利亚时期就成功的建造出了机械计算机、假如信息技术革命直接被提前到19 世纪。
假如直接从“蒸汽时代”进入“信息时代”。
幸好没有——幸好这个星球没有被提前进一步加速。（还有被进一步加速的余地吗？）
当然，小说《差分机》只是技术未來的可能分支（bifurcation）之一，故事可以被编织成其他版本，部分“纺线”来自过去，但决定后续图案的打孔卡片，或许还来得及更改，是吗？
在《肉豆蔻的诅咒：危机中的星球寓言（The Nutmeg's Curse: Parables for a Planet in Crisis）》的终章，艾米塔·葛旭 (Amitav Ghosh)以“隐秘力量（hidden forces）”指代超出人类理解、不顺服不沉默的环境生命力，并在结尾写道：“今天，很大一部分人类的生活就像殖民主义者曾经做过的那样——把地球看成是一个惰性的实体，它的存在主要为了在技术和科学的帮助下被使用和获利。然而，即使是科学，现在也很难跟上隐秘力量的步伐，这些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不可思议的暴力气候事件表现出来。
“隐秘力量”，你又记起了在古海洋中，那些不断缓慢沉积、在时间的挤压下成为海底原油的硅藻。如果那令人失去记忆的藻类，真的是盖亚从遥远的深层时间发送来的“瓶中信”的话，她会带来什么故事？
于是你在自己推想的系列故事《月之滨》里，透过人工智慧的“眼睛”，看着失忆性贝毒在日渐变暖、过度酸化的洋流中的大肆泛滥，那成为了“不可思议的暴力气候事件”之一。在你试图编织的未来分支中，形似超微打孔卡的拟菱形藻，以无法计算的数量将海洋变成了的浓稠的粘液，将海滨变成了弥漫着毒素的失忆迷宫。如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所述，人类所依赖却常被视为“既定”的、在我们历史和计算中全球性的稳定环境，实际上是共同进化历史的产物，而最初的工匠和持续的创作者是数不胜数的微生物群落。盖亚，这“活着的星球”，拥有自己的历史、活动方式和敏感性：毒藻，病毒，细菌，它们不再会像化学燃料一样始终被当做惰性事物来看待，而是会质疑、会提问，即便这问题将不是以语言的形式被提出。
邦迪太太或许会保留她的问题：“它们等待了这么久，现在才开始对人类发动一场——一场战争，这难道不奇怪吗？”
奇怪，不过盖亚有足够多的理由与答案。不是有毒的海水也会有其他选项。
费亦宁《月之滨 I》，2022年，单通道4k动画影像，超8毫米胶片，彩色有声11分53秒
图片来自艺术家
充满毒藻，浓绿的或是红褐色的、粘液般的海水，在你的影像中挟裹进遗忘的变量，一面溶蚀记忆/知识，一面又迫使受到神经毒素伤害后的人类，不得不极度甚至是完全仰赖着记忆的外置储存技术，即与非人类的主体——人工智能相结合。“殖/colonization”仿佛回到它原本的生物学意涵，藻毒与外置记忆的技术，在人类身体的内外与延伸部分，进行着微观尺度下的“疆界拉扯与重划”。直到主角最后的梦中，始终照护着人类的AI用安抚的语气说着：
“鹈鹕，鸬鹚，蓝贻贝，凤尾鱼，加州海狮，西印度海牛。
现在你也要去红色的海水中呼吸了吗？”
人类和其他多物种生物群无差别的连接在一起——在并非进化而来的、无机生命形式的观测下。
你期望这不是另一个有关二元论的故事。
如此，在故事的第二篇章，你想象着习得了爱与同情的能力通用型人工智能（A.G.I），在无人的滨海研究所，独自照料着一只毒素耐受的转基因海牛。人工智能最终下定决“心”，打开了海牛所在的模拟池舱门，只因Ta体认到舱门意味着一种区隔：只要舱门是紧闭的，海牛就永远只是被剥夺的，仅仅被视作研究材料的惰性资源。
你不知道那颗来自十九世纪，亦毒亦药（pharmakon）的时空胶囊，是否还有微茫的机会，尚能作为照管生命的解药？无论这救护是否还与人类有关。
费亦宁《月之滨 II：你我的坐标》，2023年，单通道4k动画影像，超8毫米胶片，彩色有声，12分26秒
图片来自艺术家
1842年，当罗伯特·皮尔拒绝巴贝奇关于分析机的经费申请时，他其实还评价道：“巴贝奇先生，听上去你好像发明了一个更好的机器，使差分机成为了无用之物。”那么今天呢？时迁却非事移，相同的前提仍将导向相同的答案。进步是伴随着殖民扩张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现代性的面纱，被此笼罩着的推导前提不变，两百年后，还是会得到被剥除任何多重性的、被极度简化压扁的单一技术未来。而在这个未来中，我们是否即将把自己也变成无可挽回的“无用之物”呢？
[1]Grethe Rytter Hasle, “Pseudo-Nitzschia as a Genus Distinct from Nitzschia (Bacillariophyceae),” Journal of Phycology 30, no. 6 (December 1994): 1036–39, https://doi.org/10.1111/j.0022-3646.1994.01036.x.
[2]Juan Jose Pierella Karlusich, Federico M Ibarbalz, and Chris Bowler, “Exploration of Marine Phytoplankton: From Their Historical Appreciation to the Omics Era,” ed. Campbell Lisa, Journal of Plankton Research 42, no. 6 (October 30, 2020), https://doi.org/10.1093/plankt/fbaa049.
[3] Roy E. Martin, Marine and Freshwater Products Handbook (Hoboken: CRC Press, 2000), 728;
J Seckbach, Diatoms :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Hoboken, New Jersey: Wiley ; Salem, Massachusetts, 2019), 18.
[4] Bargu, S., Silver, M., Ohman, M. et al. Mystery behind Hitchcock's birds.Nature Geosci 5, 2–3 (2012). http://doi-org.ypl.ilibs.cn/10.1038/ngeo1360;
Peter Ackroyd, Alfred Hitchcock(Westminster: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16), 268.
[5]“Santa Cruz Sentinel 18 Aug 1961, Page 1,” Newspapers.com, accessed January 7, 2024, https://www.newspapers.com/image/60501779/?fcfToken=eyJhbGciOiJIUzI1NiIsInR5cCI6IkpXVCJ9.eyJmcmVlLXZpZXctaWQiOjYwNTAxNzc5LCJpYXQiOjE3MDUxNzE3NTIsImV4cCI6MTcwNTI1ODE1Mn0.JHG0LFIFPtHNCPJjtY_DEb6l2V5l9qJ4OrEQswhXh8c;
“Santa Cruz Sentinel (21/Aug/1961) - Alfred Hitchcock Using Sentinel’s Seabird Story - the Alfred Hitchcock Wiki,” Hitchcock.zone, 2021, https://the.hitchcock.zone/wiki/Santa_Cruz_Sentinel_(21/Aug/1961)_-_Alfred_Hitchcock_Using_Sentinel%27s_Seabird_Story.
[6] Sibel Bargu et al., “Mystery behind Hitchcock’s Birds,” Nature Geoscience 5 (December 22, 2011): 2–3, https://doi.org/10.1038/ngeo1360.
[7] Ibid.
[8] Laura Barsanti and Paolo Gualtieri, Algae: Anatomy, Bio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 (Boca Raton: Taylor & Francis, 2022), 109.
[9]Sadie Plant, “The Future Looms: Weaving Women and Cybernetics,” Body & Society 1, no. 3-4 (November 1995): 51–52, https://doi.org/10.1177/1357034x95001003003.
[10] Brian Evergreen, Autonomous Transformation (John Wiley & Sons, 2023), 18.
[11] Doron Swade, The Cogwheel Brain : Charles Babbage and the Quest to Build the First Computer (London: Abacus, 2000), 130.
[12] Ibid., 132;
Christopher D Green, “Charles Babbage, the Analytical Engin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19th-Century Cognitive Scien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sychology Influences of 19th Century , ed. Christopher D Green, Malene Shore, and Thomas Teo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1), 134–41.
[13]Emily Arnold Mccully, Dreaming in Code : Ada Byron Lovelace, Computer Pioneer (Somerville, Massachusetts: Candlewick Press, 2019), 156.
[14] Charles Babbage, Passages from the Life of a Philosopher (London :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s, & Green, 1864), 136.
[15] Rachel Malane, Sex in Mind : The Gendered Brain i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Mental Scienc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6), 32.
[16] Marian Christ, “Mary Somerville’s Innovative Translation: Mechanism of the Heavens |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20, https://www.amphilsoc.org/blog/mary-somervilles-innovative-translation-mechanism-heavens.
[17] Sydney Padua, The Thrilling Adventures of Lovelace and Babbage : With Interesting et Curious Anecdotes of Celebrated and Distinguished Characters : Fully Illustrating a Variety of Instructive and Amusing Scenes; as Performed within and without the Remarkable Difference Engin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6), 25.
[18] “Supposing, for instance, that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 of pitched sounds in the science of harmony and of musical composition were susceptible of such expression and adaptations, the engine might compose elaborate and scientific pieces of music of any degree of complexity or extent.”
Ada Lovelace and Luigi Federico Menabrea , “Sketch of the Analytical Engine,” Fourmilab.ch, n.d., https://www.fourmilab.ch/babbage/sketch.html.
[19] MacKenzie Sigalos and Ryan Browne, “OpenAI’s Sam Altman Says Human-Level AI Is Coming but Will Change World Much Less than We Think,” CNBC (CNBC, January 16, 2024), https://www.cnbc.com/2024/01/16/openais-sam-altman-agi-coming-but-is-less-impactful-than-we-think.html.
[20]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Frankenstein :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 the 1818 Version, ed. David Lorne Macdonald, Kathleen Dorothy Scherf, and Kathleen Scherf (Peterborough, Ont.: Broadview Press, 1999), 357;
Jeanette Winterson, 12 Bytes : How We Got Here, Where We Might Go Next (London: Jonathan Cape, 2021).
[21]Betty Alexandra Toole, Ada, the Enchantress of Numbers (Betty Alexandra Toole, 2010).
[22]Chris Hables Gray, Postmodern War (Routledge, 2013), 143.
[23]Robert Louis Dalglis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rol and Measurement with Microcomputers (CUP Archive, 198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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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oseph Henry,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873), 166.
[25] Jeremy Black, Mapping Naval Warfare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 84.
[26] 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Understanding the Atom: Computers, 1966, 4;
Chris Hables Gray, Cyborg Citizen : Politics in the Posthuman Age (New York, N.Y. ; London: Routledge, 2002), 5.
[27] James Essinger, Ada’s Algorithm : How Lord Byron’s Daughter Launched the Digital Age through the Poetry of Numbers (London: Gibson Square, 2017), 159.
[28]安德里安.G.马歇尔, 《复仇女神号：铁甲战舰与亚洲近代史的开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106.
[29] Ibid., 1.
[30] W. G. Jensen, “The Importance of Energy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Historical Journal 11, no. 3 (1968): 538.
[31] William Dallas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 to 1843 (Henry Colburn, 1844), 4,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about/Narrative_of_the_Voyages_and_Services_of.html?id=EQjHGlPbjPkC&redir_esc=y.
[32]马立博(Robert B. Marks), 现代世界六百年：15-21世纪的全球史与环境史新敘事, trans. 向淑容 (春山出版, 2022).
[33] Amitav Ghosh, 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108.
[34] Jeanette Winterson, 12 Bytes : How We Got Here, Where We Might Go Next (London: Jonathan Cape, 2021), 43.
[35]William Gibson and Bruce Sterling, The Difference Engin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1).
[36]Amitav Ghosh, The Nutmeg’s Curse : Parables for a Planet in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37] Isabelle Stengers and Andrew Goffey, In Catastrophic Times : Resisting the Coming Barbarism (Lüneburg? Open Humanities Press/Meson Press, 2015), 44.
[38] 张君玫, 后殖民的人类世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23), 111.
[39] James Essinger, Jacquard’s Web : How a Hand-Loom Led to the Birth of the Information 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1.